也就是说，我不能冷漠地拒绝朋友的建议，即使他的建议是错误的，否则这将会伤害到友谊。
三、公共空间大规模监控的阶段控制及合理使用 在我国，利用大规模监控手段在公共空间获取个人信息并不存在立法的障碍，立法对个人信息保护采取原则与例外的模式，契合了个人信息有序共享的理念。作者简介：刘艳红，法学博士，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在此既保障安全，又保护隐私的法理念下，公共空间大规模监控的运用体现了风险治理从个人本位走向社会本位的转变趋势，并促进了个人信息保护从自主支配到有序共享的逻辑转换。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促成了风险的由个体化向社会化转换，而现代化发展更加深了此种风险的不确定性：风险社会是世界性的风险社会，文明的风险一般是不被感知的……文明的风险是需求的无底洞。[55]由此可见，使用网络上公开的个人信息，也应当维护信息主体的利益，禁止将个人信息随意扩散。从现行有效的立法来看，《网络安全法》只规定了删除权却没有接纳被遗忘权，该法43条规定：个人发现网络服务提供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双方约定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有权要求删除其个人信息。公共空间大规模监控的运用，体现了国家为保障公共安全、防范社会风险而适当放宽对隐私保护的要求，但如果某种监控行为获取了个人隐私信息，则应禁止该信息传播或采取去隐私化的措施。
监控措施在网络空间的全面铺开，实现了对网络空间违法犯罪的精准和有效打击，提升了违法犯罪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效果。另一方面也强调对个人信息社会价值或使用价值的发挥，适当允许在维护公共利益、促进社会发展等场合挖掘个人信息的流通价值，这与有序共享理念不谋而合。新型宪法观树立的一个关键是形成人工智能技术与区块链技术之间制衡的机制并不断寻求科学理性、经济效率与人格尊严、社会公平之间的更优乃至最优的组合方式。
可能会按照某种分类法或群体特征给公民个人贴上某种特定的标签，造成在所谓新集体主义框架内的身份原理和算法歧视。这是否构成机器人自我认知的征兆？在出现诸如此类的机器觉醒现象，特别是出现自律型人工智能之后，机器人的权利问题其实与动物、胎儿、植物人的权利问题具有类似性。区块链技术还可以用于基层选举。例如上海市静安区临汾街道根据电子政府方案，在2020年1月启动了基于区块链协议的社区治理平台，推动十五分钟生活圈内的自治，试图在数字真实可信的基础上实现行政活动全程留痕和监控以及多方协同。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人工智能代行相当部分的法律业务是否违反了法官法、检察官法以及律师法？如果人工智能可以被赋予法律人格，那么可否也被赋予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的任职和执业资格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就必须考虑设定什么样的准入门槛。鉴于这种情况，2017年2月17日比尔·盖茨在接受数字媒体Quartz采访时曾经提出向机器人课税的建议，试图通过再分配的方式解决失业和社会福利问题。
然而对人工智能辅助的决定进行民主问责，势必要求对算法的理解和说明，可如前所述往往具有困难。毋庸讳言，在中国的智慧法院建设过程中已经或多或少出现了这样的偏颇。导则鼓励人工智能数据开放性保护，还对数据隐私问题给予特别关注，强调对采集和使用敏感个人数据的人工智能企业或行业加强法律的和行政的监管。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可以贯彻现代宪法的精神。
然而信息处理系统越复杂就越容易出现操作的失误，当系统运作速度极快时人也很难对情况进行认识、预测以及掌握。在无法理解和无法说明的场合，算法是黑箱化的。实际上，现代宪法的根本原则是维护公民的自由和平等，绝不允许把个人自己无法选择、无法纠正的事由作为不平等待遇的依据。但在用户协议中有一个格式条款要求消费者把肖像权完全免费、不可撤销、永久地授予该公司，并允许该公司及关联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网络信息传播、转授权以及再许可，引起媒体一片批评并导致工信部在9月采取监管行动。
例如常见的电商和网络平外把个人消费信息作为学习数据使用，分析行为样式并发布对标广告，这是否已经构成对隐私权的侵犯是需要认真考虑的。在机器人的能力超过自然人的情况下，赋权的理由实际上也就变得更加充分。
其结果，可能会使得每个公民都有一个由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构成的数字人格如影随形，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其命运。由此也可以证明，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信息合作提高业务效率、在公共服务中充分利用物联网、借助信赖网络突破地域和行业的樊篱等做法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2 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治理方式创新 怎样才能达成这样一种理想的平衡状态？在这个方面，所谓以人工智能来监控人工智能、通过不同的技术进行互相制衡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在对新冠病毒疫情进行防控期间，中国广泛应用互联网和信息沟通技术（ICT）进行社会治理，提供了颇有启迪意义的试行经验和教训。3 现代宪法体制的应对举措及其困境 鉴于上述问题在各国发展的趋势，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2018年5月25日实施，简称GDPR）从维护现代宪法体制的立场出发，特别强调了对个人尊严和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被誉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新人权宣言。从现代宪法学的角度来看，这种代价主要是牺牲隐私。但是，不得不承认，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13条第2款和第22条在实施中会碰到一些前所未有的难题。现阶段的中国，人口规模（约十四亿）、网民人数（约八亿）以及每天产生的数据量（约900兆字节）均为世界第一。这种关系在预测犯罪或者开发有效的疫苗和药品等应用场景表现得尤其清楚。
数据查阅和更新的履历是可以确认的，公民可以及时获悉是谁接触了自己的个人信息。通过在线会议、意见广场等方式，区块链技术也可以应用于协商民主，而不限于分散化投票
西方文化中个人与国家是对立的，中国文化中个人与国家是一体的。第二，都是依靠强有力的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之前，从1931年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开始，就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人权保护制度，1931年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了劳苦大众的基本权利，1942年制定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要弄清楚中国的人权道路，就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
西方的思想，像圣经、古希腊文明是在这个时间产生的，这两个文明成果促成了西方法治和人权道路共同的特征。英国人用近五百年的时间走完了这条路。在人群中做人是儒家学说的基本目标。中国宪法记载着29种人权，许多也是我们的自我创造，具有广泛、全面而真实的特点。
它们的法治与人权均是根据本国的历史传统和实际情况，特别是根据本民族的文化而在内部产生的。日本的法律有三次对别国的移植。
瑞典则把抵御海盗的习惯与罗马法相结合而形成本国法。制度创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所在。
中国为国际反恐和世界安全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因此，文化路向的差异最终决定东西方人权道路的特点不同。
自古希腊以来，城邦民主制的训练与商品交换的普遍性形成了私人所有制的经济结构，助推了个人意识的发展。古希腊文化构成了西方人权道路的哲学基础，罗马法构成了西方人权道路的制度基础，基督教及其改革构成了西方人权道路的道德基础。同时又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奉行天、地、人合一和谐等观念，是把自然的人和道德的人结合在一起的人。日本法制史上的这三次移植，前两次是主动的，而第三次则是被美国占领军强加的，日本现行宪法甚至被称作麦克阿瑟宪法。
在人权的司法保障上，我们也创造了独特的模式。之四是坚持所有的人权具有同等价值，又坚持现阶段将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基本人权予以重点保障的原则。
第三次移植是二战结束后对美国等西方法律的移植。法治强国和人权强国的建成，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终标志。
孔子70岁才从心所欲不逾矩，人在达到至善境界之前都不是理想的人。法官、检察官不是官，是为人民服务的。